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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是20世纪60年代来到林区支援边疆的老知识分子,今年75岁了。经历了林区开发建设60多年的风雨沧桑,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林区,担当起我们那一代人的使命与责任。
  1942年9月我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,父亲是一名自食其力的铁路技术工人。1960年,我18岁,考入山西农牧学院,主修畜牧兽医专业。1965年,我服从分配,来到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,被分配到乌尔旗汉林业局。工作了一段时间,领导问我有什么要求,我还是那句话:“到牛马多的地方去,那里可以发挥我的专业特长。”1966年,我被调到了兴安里林场。
  当时正值夏季,我搭乘一辆运材汽车,一路颠簸地来到了距离局址70公里的兴安里林场。当时的集材生产还要依靠畜力,牛马套子承担着生产一线集材的重要任务,林场正缺兽医,所以对我的到来,从林场主任到职工群众都是非常欢迎的。林场主任带领职工群众等在板夹泥办公室大门口,一见我坐的运材汽车到了,马上围上来,又是握手又是寒暄,把我领进板夹泥的集体宿舍,屋子里挤满了围观的群众。大家七嘴八舌地说:“正盼着呢,大学生兽医就来了。”“远道来的,不容易,赶紧给整点好吃的吧。”大家忙活起来。饭菜上桌了,有本地的山蘑炒白菜、素炒金针菜、卜留克咸菜,水萝卜、大葱、香菜等各色蘸酱菜,最吸引大伙眼球的是一小盆猪肉炖粉条。林场主任歉疚地说:“林场条件有限,这就是最丰盛的待客席了。”
  林场的饮食的确很单调,对于我这个从小在南方长大的年轻人来说,饮食关是必须要通过的考验。一来饭菜口味太咸,二来胃受不了粗粮的磨砺。不吃吧,饿得慌;吃吧,又消化不良,胃里一个劲儿地返酸水。后来,我想出了办法:胃酸难受时,我就喝点食用小苏打沏的水,酸碱中和,倒省去了长期吃肝胃祛痛片的麻烦。
  我担任了林场的兽医,责任是做好所有牛马的诊治和防疫工作。20世纪60年代末、70年代初,山上还用牛马套子集材。每到冬季,林场便进入了木材生产的高峰季节。由于高强度的工作,牛马伤病率高,兽医特别繁忙,工作没有白天黑夜之分,经常是深更半夜接到牛马伤病的消息。我一人骑马紧急出诊,天寒地冻、顶风冒雪,加之天黑路滑、山路崎岖,我从马上摔下来、打破眼镜、受点轻伤的事时有发生。
  有一年冬天,林场小工队的两匹马腿骨折了,我忙了一晚上才将马腿接好并打上夹板。治疗完毕,我才感觉到又饿又累,这才想起还没吃晚饭。看到我一副拼命三郎的工作架势,有人不理解,可是我深深懂得:牛马是林场的财富,是林场的生产工具,救治它们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,我绝不可以敷衍了事、推拖搪塞。
  对工作一丝不苟的习惯我一直保留至今。即使我后来调到了林业局兽医站,只要林场发生疫情,我也从不推辞。有一年,兴安里林场的牛群发生了疫情,半夜里有人通知我去救治。我二话没说,骑上马连夜赶往目的地。天亮之前总算赶到了疫区,顾不上休息,马上为生病的牲畜诊治、隔离、消毒,及时控制了疫情蔓延。还有一次赶上发大水,兴安里林场的马群发生了疫情,我受林业局委托,坐大客车赶到了乌尔旗汉林场。从乌尔旗汉林业局局址到兴安里林场的道路被洪水冲坏,车辆无法通行,这40公里的路我只能步行,涉过浅滩,锳过齐腰深的河水,走了整整一天,体力严重透支。由于诊治及时,我所经手治疗的牲畜绝大多数都转危为安。
  我在兴安里林场一待就是七年,从勤奋工作、爱岗敬业中我有了充实的感觉,这种感觉暂时填补了物质生活的贫乏。可是困扰我的不只是饮食问题,还有健康问题。
从小身体瘦弱、单薄的我不适应林区的高寒气候、物质匮乏的环境,加之工作劳累积劳成疾,患上了高血压、痔疮、腰腿痛等多种疾病。当时林场交通不便,我因为工作忙无条件看病就诊,就一直咬牙坚持不去医院,在头疼、腰腿疼严重到无法忍受时,吃两片镇痛片顶一顶。痔疮经常出血也不在意,仍然带病坚持工作。1971年早春,我终于病倒了,剧烈腰痛、尿血,卧床不起,病情严重。林场马上联系一辆大卡车,将我放在卡车车厢平躺着,我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和毡靴,盖着厚厚的棉被,头上戴着狗皮帽子,感觉大卡车争分夺秒地向着山下医院赶去。我被送到林业局医院,经过诊断,我患的是急性肾炎,住了半个多月医院,我的病情才得以好转。
  在大家的关心和帮助下,我在兴安里林场成了家,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庭,结束了几年的光棍生涯。1973年冬天,我因工作需要,从林场调到林业局兽医站。当时,我和妻子已经有了两个孩子,搬家成了一件难事。我们租了一间板夹泥房子,在这个房子住了两年,林业局为我分配了砖房。砖房面积大约40平方米,大、小屋加厨房,还有前后两小块菜园子可以种植蔬菜。我和妻子勤俭持家,自己节衣缩食,从工资里挤出一点钱按月邮寄给双方老人;我们自己动手,在园子里种植土豆、白菜、黄瓜、西红柿、蚕豆等各色蔬菜,既可以给孩子们补充点营养,又可以省下买菜的钱。我由此学会了种菜、养猪、沤粪等各种农活儿。
  1976年打倒了“四人帮”,知识分子得到重用,我也因此喜事连连:1984年我被提升为副科级干部,担任林业局兽医站站长,同年迁入三居室的新楼房;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同年晋升高级兽医师,并涨了工资。我心情舒畅,一心一意地扑在工作上。为林业局畜牧兽医战线的改革,我走遍了全局各个林场; 为培养林区的畜牧兽医人才,我赴根河、图里河局讲课;为林区畜牧兽医学会的建设和发展奔忙于林管局和各林业局之间。对于我的付出,林管局、林业局给予了丰厚的回报,我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、优秀共产党员,受到了表彰和奖励。
  1998年我退休后,林区调整产业结构,养殖业的发展重新受到了重视。我作为一名老知识分子,总想为林区、为养殖户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2000年末,林区老科协乌尔旗汉分会挂牌成立了,我被推选为分会理事。虽然身患脑梗塞、身体状况不好,可是我坚持带病工作。多年来,我随同林业局党委宣传部上山开展送技术活动,为林场养殖户讲解牛马羊饲养、防疫等养殖技术,我还去局址各基层单位义务开展送技术上门服务。2001年初,林业局从海拉尔地区购进200多头牛,分给各基层单位饲养。鉴于海拉尔地区与我地区草质不同,饲养应采取相应的措施,我撰写了《关于外地牛群在我地区安全越冬的建议》,呈报给林业局,得到林业局党政领导的认可,并将建议印发到养牛的各基层单位。我还多次为各林场免费诊治生病牛群,受到大家的好评。这些都是我作为一名老知识分子、一名党员为林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。如今,我享受着舒心的晚年生活和天伦之乐,感到特别欣慰和满足。(冯崑梧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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